刘永坦简介

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19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21年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1年获“时代楷模”称号。

1982年秋季的一天，刘永坦走进航天工业部预研部门，接到一项任务：尽快拿出一份详细的新体制雷达方案论证报告，然后由专家论证会审议是否可以立项。

此前半年，刘永坦一趟趟往返于北京和哈尔滨，一次次走进相关部门，一遍遍说明新体制雷达的意义。如今，立项终于有了进展，但面对这片国内空白的科技领域，一切挑战才刚刚开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研人员的激励：“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但我们必须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豪情。”此后40年间，刘永坦正是将一身豪情投入到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研究，为万里海疆筑造了一道料敌机先的“长城”，为雷达事业打造了一支砥砺奋进的“铁军”。

2019年1月8日，82岁的刘永坦站上了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并继续带领团队向推动新体制雷达小型化、分布式、低造价、民用化等方向努力。

刘永坦说：“因为国家还有需要。”

刘永坦工作照（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矢志铸重器，海宇遂澄清

1981年10月，45岁的刘永坦结束了在国外的进修，回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归国不久后，他提出一个构想——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

没有强大的海防，就没有稳固的国家安全。中国有着长达1.8万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12海里的领海权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从1840年到1940年的100年间，西方列强和其他国家从海上入侵我国达479次，入侵舰船达1860多艘次。

“雷达能看多远，我们对海域的守护才能延伸多远。”刘永坦介绍，当时我国沿海部署的传统雷达，对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的有效监测范围不到20%。

刘永坦下定决心：“中国必须要拥有新体制雷达，我要研制出中国的新体制雷达。”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刘永坦这代知识分子，对于战火硝烟、颠沛流离、国仇家恨，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

1936年刘永坦出生于南京，尚在襁褓之中便随家人踏上了逃难之路，从南京到武汉，从宜昌到重庆，他的童年记忆充满了飞机扔下的炸弹、被血染红的江水。取名“永坦”既是家人对他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走向坦途的期盼。

1953年高考结束，刘永坦读了《哈工大——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篇文章后，报考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哈尔滨，他看到的是沙俄留下的司令街、护军街、法院街，听到的是东北人民被日本军国主义奴役14年的悲惨遭遇。

1986年为新体制雷达站选址时，刘永坦乘船踏上了威海刘公岛，中日甲午海战的悲壮场景仿佛历历在目，每一处遗迹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屈辱与抗争的历史……

根据刘永坦夫人冯秉瑞当年日记记载，为了说服大家重视新体制雷达，刘永坦每年有200多天时间在外奔走。

然而，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资金有限，科研经费大多要用在短时间能够看到成果的项目中去。新体制雷达在国际上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国内理论和技术完全空白，有可能大笔金钱投进去，几十年下来没有任何成果。

但刘永坦坚信，从理论上来讲，新体制雷达技术是完全可能实现的。“这项技术对我们国防和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倘若我们未能研究掌握，一旦其他国家取得进展，我们再跟随仿制，势必处于落后地位。”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82年秋天，刘永坦争取到国家有关部门支持后，迅速带领一个6人团队投入新体制雷达的论证报告撰写。在没有电脑的条件下，他们完全依靠手写来完成这项任务。

5个月后，1983年的晚春，一份20余万字的《新体制雷达总体方案论证报告》摆在了论证会的桌上，评议四天后，专家们一致通过了这项报告。

评审结束，刘永坦开启了紧锣密鼓的征程。随后800多个日夜里，刘永坦带领团队进行了数千次试验，积累了数万个测试数据，相继攻克了一系列理论难关，并于1986年成功构建了完备的新体制雷达理论体系。

1989年夏天，雷达实验站在北方一处荒滩竣工。这里交通不便，四下荒芜，年过50的刘永坦和大家在荒滩上一干就是几个月，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连续熬夜更是家常便饭。

克服条件艰苦、资金短缺、设备简陋、技术封锁等重重困难后，雷达系统进入了调试阶段。各个环节都要一一对接，几十万行的大型控制程序，任何细微故障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无法运行，只能一次次调试、修改、再调试。

1990年4月3日上午，海面上的浓雾还未散去，新体制雷达项目迎来了第一次正式整体实验，大家都在紧张地盯着雷达处理器屏幕搜索目标。当一个特殊光点出现在显示屏上时，大家开始记录数据、核对信息……目标确认！

这一刻，一向沉稳的刘永坦落下泪水。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8年后，我国新体制雷达实验系统首次实现目标探测，中国赶上了西方国家二三十年的路。

刘永坦（右三）与团队成员在试验现场。（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守得云开处，何惧再启程

2004年冬天，新建的大型雷达站基地在南方一处偏僻海边竣工。年近七旬的刘永坦带领团队成员转战到此，开始了设备安装、对接、调试、测试……

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目标回波淹没在数万倍甚至数百万倍的杂波中，难以辨别哪个是监控目标，哪个是普通杂波。此前已在威海实验站验证成功的雷达系统初样，到了这边却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原来，越靠近赤道，新体制雷达受环境干扰就越严重。而“抗杂波”这一技术难题，正是阻碍许多致力于新体制雷达研究的国家从实验阶段迈向更深层次应用的原因之一。

初样转正样失败，如同一记重锤敲在了奋战多年的团队成员心上。刘永坦既难过又困惑：“设计出现问题，我需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当时我非常难受，为什么会这样？”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作为团队主心骨，必须带领大家一起解决问题。

几天近乎无休无眠地分析研判，痛定思痛后刘永坦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整个系统彻底返工。

没有功德圆满，没有一步登天。事实上，因在“新体制雷达与系统试验”中取得重大突破，刘永坦于1991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同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又当选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但面对许多人“功成名就，见好就收”的劝说，刘永坦认为，新体制雷达虽然实验成功，但还仅停留在科学实验成果阶段。如果不把它转化成有用的工程，那无疑就像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好看却不中用，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损失。

1997年，刘永坦团队开始了新体制雷达工程化的研制。2004年的南方海边，7年的研究初样失败了，他们没有太多时间沮丧，日夜分析杂波来源、特性，查阅文献，试验不同设计方案。

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接下来的日子，团队成员每天忍受蚊虫叮咬，面对台风侵袭，进行枯燥的设计、试验、失败、总结、再试验……

而日复一日与实验数据为伍的岁月，非但满载着对身心的磨砺与考验，亦见证了科研技术的日新月异、研究环境的悄然改善所带来的喜悦。

20世纪80年代新体制雷达项目刚启动的时候，哈工大无线电工程系把系里唯一一台电脑配给了刘永坦团队。“那个电脑哟，连现在手机的计算速度都不如！”刘永坦笑着说，渐渐地，团队成员人手一台笔记本就可以完成复杂的仿真分析。

而这次工程项目，由哈工大与全国3家研究所合作，请研究所做硬件设备，哈工大负责总体设计、上机调试和最后交付等工作。也正是这次合作，让刘永坦更加意识到“产学研”结合的重要性。

“操作起来更快，并且质量有保证。”刘永坦说：“过去预研阶段，硬件基本由我们团队自己完成。由于无法按照严格的标准与流程进行检测，我们自己生产的硬件存在诸多问题，对后续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程度影响。”

因此，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刘永坦积极呼吁：“科研活动不可能靠单打独斗，必须联合国内优势科研力量，走产学研结合之路。”他建议，企业应与高校、科研院所坦诚交流，探讨灵活的合作机制，协调好利益分配问题，劲往一处使。

终于在2011年，刘永坦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海空兼容的海防预警装备，与国际最先进同类雷达相比，系统规模更小、作用距离更远、精度更高、造价更低，而中国成为世界上极少数拥有该技术的国家。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闲暇时间，刘永坦偏爱聆听交响乐，亦喜爱漫步于海边。当《命运交响曲》与雷达波在心灵的深处交汇，便奏响了他人生乐章中最动人的旋律。

心牵国计事，策献科教兴

于安思危，于治忧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虽然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顶尖科技人才不足，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

关键核心技术，顶尖科技人才，是刘永坦多年来放在心上的事。2021年9月，以刘永坦名字命名的“永坦班”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正式开班，旨在聚焦电子工程领域培养更多人才。刘永坦作为班主任与同学交流时，特别告诫大家：“将来要为解决‘卡脖子’问题贡献力量。”

“我这个岁数能教的东西不多了，但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激发年轻学生们的科研志气。”刘永坦常常教诲新生，不要急于参加高深的科学研究，首要任务是夯实基础，着重提升数学、物理以及外语能力。“当你遭遇困难时，深厚的基础功底会赋予你从根本上剖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刘永坦要求自己的博士生从理论研究，到仿真分析，再到实验验证，都必须从实际出发，直击关键技术难题。博士生提出的新理论，不仅要经过仿真与论文的洗礼，更需在广阔的外场实验中，通过实测数据证明其真实效用。

渐渐地，最初只有6人的新体制雷达团队，已成长为一支雷达“铁军”。看到自己学生的学生，如今已经成为新体制雷达研究主力军，刘永坦十分欣慰。

作为连续四届履职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坦曾多次围绕人才话题提出建议。他认为，评价体系应引入多元化的评价指标，包括学术成果、创新能力、社会效益等多个方面，避免“一刀切”带来的不公平现象。

与此同时，刘永坦将目光放得更长远。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刘永坦提交了关于打破学科界限，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和跨学科素养等有关提案。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来，高考改革逐步推进，增加学生选科灵活性，促进高校招生更注重学科与专业的匹配。

2020年8月，刘永坦和夫人冯秉瑞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8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哈尔滨工业大学，设立“永瑞基金”，用于电子与信息学科人才培养。

“能把童年时期的梦想付诸现实，是很幸福的。”刘永坦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份殊荣，不只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们整个团队，属于这个伟大时代所有爱国奉献的知识分子。”

（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园 汪凯 王星星 余妍）